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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推介】明清河北境內山西商人會館的歷史變遷

發布者: 時間:2019-11-25瀏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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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平(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楊波(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內容提要:明清時期河北地區的商人會館絕大部分為山西商人興建,這些會館由山西商人創建、維護和管理。這一區域的山西商人會館有一個逐步發展完善的過程。社會方面,山西會館經歷了一個從偶然行為到連續規范管理的組織化過程;經濟方面,會館的資金籌集越來越完善和制度化;文化方面,晚明清初多樣化的、區域化的祠廟信仰演化為會館中規范化的以關帝為中心的神靈體系。

明清時期今河北境內的商人會館絕大部分為山西商人興建,這些會館和其他類型的會館,如科舉會館( 試館) 、移民會館等相比具有不同的特點。以王日根為代表的會館史研究者、以許檀為代表的市場史研究者和以劉文峰為代表的戲曲史研究者均從各自領域對山西商人會館有所涉及,而對河北境內山西會館的相關研究卻非常少見,相關史料也非常罕見。本文主要利用田野調查中獲取的現存會館碑刻資料,分別從社會、經濟和文化三個方面來探討明清時期河北境內山西會館的歷史變,初步梳理河北山西商人會館發展的總體軌跡。

一、山西商人會館的組織化

學者們往往將會館視作一種組織。動態地來看,會館有一個逐步組織化的發展過程,這個過程主要發生在晚明清初。這一時期山西商人開始在河北地區興建各種廟宇,這些廟宇是會館的前身,事實上具有會館的基本功能。這類廟宇在運河沿線主要是河神金龍四大王廟,而在其他地區又各有不同。這里以正定山西會館為例說明這一時期的特點。正定山西會館的前身是晉寧庵,由山西平陽商人創建。整個晚明清初時期正定山西會館并沒有固定的管理模式,基本沒有商人組織可言。崇禎初年,絳州陳姓和陶姓二人創建晉寧庵,創建之后就沒有繼續維護,在短短的十余年中原來的香火田地失落,住持僧逃離,“先是,庵始即設田若干,□香火歲□計,未嘗不周。后大祲災頻仍,二三阇黎鵠癯鳥散,諸□人憂之?!背绲澥? 1643) 蒲州商人置買香火田地,順治八年重修會館,可是到乾隆重修的時候,香火田地再次失迷,住持還需要重新延請,“且將失迷香火地畝盡為備價歸贖有數,遂延僧住持于中,以為朔望香燈奉?!庇纱丝梢?,正定山西會館在崇禎末年和康熙年間先后有兩段廢棄、無人管理的時期,這種情況雖然和明清之際的戰亂、災害和清朝圈地破壞等有直接的關系,但是和晉寧庵沒有一個穩定的管理制度也有關。

二、山西商人會館資金籌集的制度化

河北山西會館的資金籌集也經歷了一個轉變的過程,早期由若干個大的商人家族出資,表現出比較明顯的家族特點,清中葉之后捐資越來越制度化,其中也體現著晉商東伙分離的制度特色。明末清初的正定山西會館資金來源比較單一,以家族出資為主。順治晉寧庵碑刻碑陰題名雖然大部分漫漶不清,但仍有部分可以辨識: “張檁,其銘長子,施銀貳兩; 張植,其銘次子,施銀貳兩; 張柱,其銘三子,施銀貳兩; 張□□,倫□□長子,施銀貳兩五錢; □[巨]常保,登□長子,施銀貳兩三錢; 張希炤,其銘長孫,檁長子( 缺) ; 巨恒保,登□次子( 缺) ?!边@里可以看出張姓家族從張其銘到其三個兒子,再到其孫子,三代人都參與了捐款,巨姓家族也是相同的情況。這些商人商業活動的組織方式明顯為家族式: 在這些捐款題名中既看不到字號,也看不到有東伙制的跡象。這部分是因為這些商人是平陽地區的,而平陽地區商人的家族特點本身就比較明顯。另一方面也和晚明清初這個時代有關系,這個時代晉商的東伙分離制度還不夠成熟,還不是特別普遍的現象。

從乾隆中期開始,現存碑刻與文書等材料中開始大量出現山西商人的商號,而在此之前商號只零星的出現。山西商人群體的成熟在字號內部以合伙制為代表,表現為商號的大量出現,在字號之間則以會館制為代表,表現為會館的大量興建。相應地,乾隆中期以后,會館的資金來源以各種形式開始多樣化,并且越來越和字號制度與東伙分離制度相結合。正定山西會館乾隆重修時的捐款有明確的類型區分。從捐款情況來看,捐款明確分為各字號施銀與募化銀兩個類型,施銀是字號自己的捐施,募化銀則是字號找其他商人或字號進行募化,而捐施不夠的部分則由 14 家當鋪分攤: “共費銀壹千玖百壹拾貳兩零玖分,除收布施疏頭銀叁百叁拾叁兩捌錢玖分,庸盛當、永惠當、永茂當、恒盛當、廣生當、榮興當、恒泰當、永豐當、天裕當、興盛當、永和當、合興當、增盛當、永隆當,拾肆家公費銀壹千伍百陸拾捌兩貳錢?!碑斝惺聦嵣掀鸬搅松轿鲿^管理者的角色。

深澤山西會館的捐施更為復雜,它們明顯區分為三類: 捐銀、施銀和化銀。捐銀是以商號的名義捐施,有些商號僅有捐銀,沒有東伙施銀和化銀。施銀是東伙以個人身份的捐施,有些商號有捐銀和東伙施銀卻沒有化銀?;y是商號去外地募化的銀兩,均來自外省?;y的字號絕大部分都屬于“起意經理人”。例如: “昌盛號捐銀陸佰肆拾兩,東伙施銀十捌兩……昌盛號渾源、歸化化銀拾玖兩?!痹谶@三種捐款中,會館的組織管理者、參與會館捐施的字號和參與會館捐施的個人有明確的身份上的區分。這表明山西會館成熟的東伙制已經充分體現在了會館資金來源類型上,會館資金來源的捐施已經高度精細化和制度化了。

清代乾嘉時期,山西商人已經比較普遍實行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東伙制度,而這本身就是晉商的一個重要特點。東伙制度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還在于字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一個公共的獨立的經濟實體,不再是完全屬于某個個人或者家族的私有之物。因此,字號的捐銀和東伙以個人名義進行的施銀就要分開記錄。也正是從乾隆中期開始,各類民間文書和碑刻上開始大量出現商業字號,廟宇碑刻捐款從個人名義捐款轉變為以字號名義捐款,個人捐款越來越少。深澤山西會館保留了轉型時期個人與字號兩種形式并存的情況。乾隆中期,山西商人的身份認同和集體意識都開始強化,社會經濟方面的合作行為開始大幅度地增強。如果說東伙制度是山西商人字號內部的一種組織方式,那么會館就是山西商人字號之間的聯合模式,這“一內一外”兩種制度相互補充和配合,構成了山西商人一套完整的制度體系。推動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是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而直接的原因是山西商人自身制度開始走向成熟。

三、山西商人會館神靈體系的規范化

一般來說,山西會館都是奉祀關公的,在很多地方,關帝廟與山西會館兩種稱呼是可以相互替換的,實際上早期情況并不完全如此。晚明清初時期,會館還是以廟宇形式出現的,這個時期奉祀的神靈也呈現出明顯的多樣性和區域差異。就河北的情況而言,東部運河沿線主要是金龍四大王廟,如泊頭大王廟建在山西鹽商的碼頭旁邊,金龍四大王本為河神,主要是保佑運河上行船安全。正定山西會館則代表了河北西部的情況,晉寧庵奉祀的神靈為白衣大士,順治二年碑文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討論白衣大士這個神靈。白衣大士首先是綿延子嗣的神靈,“若有女人設欲求男,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設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泵耖g信仰中的神靈有泛化為“全能神”的傾向,白衣大士也不例外:“某某以困厄而稱白衣名,七難悉脫也。某某以嗣胤而稱白衣名,二求并效也。某某以病念白衣,力得大安樂也。某某以老念白衣,力得大壽命也?!磺薪洉?,自然記憶,一切禮義,自然通曉,得大智慧,得大辯才。所謂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現以宰官身?!雹侔滓麓笫窟€有解厄、療疾、長壽、增智和求官等功能,可以說是無所不能。順治時期,除了白衣大士為主神靈之外,還有配祀神,“順治八年而一新之,中供白衣大士暨河神、財神諸像?!边@種情形應該在晚明就已經存在。河神和財神都是山西會館中常見的神靈,河神保佑水路平安,財神保佑發財致富。在這一時期,作為山西會館前身的各種祠廟中奉祀的神靈并不統一,在不同的區域有一定的差異性。晚明時期商人在外省建立具有會館功能的祠廟的情形普遍存在,在不同的地域其表現形式有相同點也有差異性。運河沿線的大王廟和正定的晉寧庵這樣的商人建立的祠廟都還不是以關帝廟的形式出現的,說明以關帝廟來承擔會館功能在這個時期還不普遍。大王廟和晉寧庵都仍然具有更強的廟的性質,名稱上也沒有稱作會館,實際上也沒有嚴格

的會館的組織和管理,雖然已經具備了一定的會館的功能。造成運河沿線與正定會館差異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運河沿線的大王廟主要和行商為保佑人貨平安的愿望有關系,因此奉祀河神金龍四大王,其行商的色彩更明顯。而正定的晉寧庵卻主要和商人希望綿延子孫、富貴長存的愿望有關,因此奉祀白衣大士,其家族色彩更加明顯。以上這些是晚明清初這個時代商人會館信仰方面的特點。

晚明清初各個區域奉祀不同神靈的差異性在山西商人自身和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步消失,乾隆時期增修會館過程中一方面增祀了關公,另一方面將財神移到后殿作為關公的配祀神,將白衣大士和河神作為中廳的兩個側殿的神靈,“庭之兩旁仍建觀音、河神二殿”。同一時期其他山西會館奉祀的主神靈全部為關公,沒有例外。深澤山西會館奉祀關帝: “南關之有山西會館館始于乾隆二十六年,迄嘉慶九年而功以告蕆,北計九楹以祀關帝暨諸神,稍南為香亭,再南為樂樓?!毙良轿鲿^奉祀的協天大帝是關公的另一個封號: “于乾隆四十九年后向南先修正殿三楹,楹中奉協天大帝,左則財神輔之,右則火神翼之?!迸潇氲呢斏窈突鹕褚彩巧轿鲿^中常見的神靈。商人會館幾乎毫無例外地都奉祀神靈,這種現象也被概括為“館廟合一”,不同時代和不同的商人群體奉祀的神靈也會有所不同。神靈的特點及其結構與建設會館的商人本身的特點密切相關,兩者相互可以印證。晚明時期,白衣大士配祀河神和財神的神靈結構對應于晚明平陽商人的家族性特點,這和山西鄉村社會里的情形并沒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將廟宇移到了省外而已。乾隆以后,關帝配祀觀音、河神和財神的結構則既反映了山西商人普遍的對信義、安全和財富的追求,同時又保留了早期晉寧庵時代觀音的傳統特點。會館的神靈崇拜也需要通過對其創建主體———商人的特點來進行考察。

四、余論

商人會館研究對于明清社會經濟研究具有多方面價值,這里僅就本文所談歷史現象簡要得出結論并略作延伸。明清時期今河北境內的山西商人會館經歷了一個歷史變遷的過程,這一過程有三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依此分為三個階段。晚明時期,以廟宇形式存在,具有會館功能的商人群體性場所開始出現,組織上松散而缺乏連續性、經濟上依賴少數商人家族、信仰上存在區域差異沒有統一性。乾隆中期,在重要的城鎮,會館普遍建立,組織更完善、資金籌集更制度化,神靈體系更規范。晚清開始,會館走向衰敗,山西商人撤出河北,會館被當地人占據。這一過程在全國各地山西商人會館歷史變遷中具有普遍性意義。

一般來說,商人會館是商人在異地興建的群體性活動場所,它至少應當包括三個基本要素: 商人群體、會館本身和會館所在地。會館的歷史變遷反映的既是山西商人群體的普遍情況,也是商人會館發展的大體情形,體現了會館所在地社會經濟發展的總體特征。

首先,山西商人會館的歷史變遷反映的是山西商人群體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晚明的山西商人群體尚未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地緣性群體,仍具有比較鮮明的家族性特征。到乾隆中期,由多個東家合伙建立字號已經成為普遍的情形,字號不再是某個家族所獨有,作為地緣性的山西商人群體已經走向成熟。晚清以后,山西商人群體在內外交困中走向解體,更具近代化特征和官方色彩的商會組織取代了商人自發的會館組織。對于會館的研究要始終注意關注其所對應的群體,會館的發展與其興建群體的發展呈對應關系。

其次,河北商人會館的歷史變遷也反映著商人會館發展的普遍情形。晚明時期商人在異地建立的廟宇與在故鄉建立的廟宇并無太大區別。乾隆中期以后,這些廟宇才逐步演化為會館。晚清,山西商人撤離之后,會館再次轉變為當地人眼中的關帝廟。傳統商人是從鄉村社會中成長起來的,遍布中國鄉村社會中的廟宇是商人會館的原型。無論是組織方式、還是資金籌集,抑或神靈信仰,對會館的研究都離不開對商人故鄉廟宇的研究?!梆^廟合一”應該動態地看待,館廟可以合一,廟宇可以轉化為會館,會館也可以轉化為廟宇。

最后,河北商人會館的歷史變遷也意味著“會館所在地”的市場化、市鎮化、近代化等進程。晚明時期,河北各地具有會館功能的場所并不多見,地方市場整合程度并不高。乾隆中期,河北絕大部分重要城鎮均出現了商人會館,一個商業市場網絡逐步形成。晚清之后,市場更趨復雜,但會館已經不能代表市場發展的狀況了。

總之,商人會館是晚明到清中期的經濟史、社會史、商業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商人會館研究應該做到“人、館、地”三位一體,河北商人會館研究基本屬于空白,本文僅限于對其基本發展軌跡的梳理,仍有很多重要問題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2019年第5期。限于篇幅,注釋從略。引用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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